视点 | 访南大王逸舟教授：如何让区域国别研究工作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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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NTU区域国别研究学院院长王一舟教授在新一期《NTU区域国别研究》新闻发布会上发表演讲。

如果有一门科学可以让你期望最大程度地了解天文和地理，并且你可以在中途熟悉某个地方的风俗习惯，那么这门科学可能就是目前正在中国兴起的区域民族学。作为教育部2022年新设立的一级学科，其科研志向是研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民俗、组织、制度等人类活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文社会知识、经济、科技的发展进行综合研究，以构建全方位的知识体系，服务全球及其人民。

也是在2022年，南京大学应国家和时代的需要，成立了南大区域研究院，由著名学者王一舟教授担任院长。几天前，该研究所举行了新一期《南大地区民族研究》的新闻发布会和区域民族学论坛。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学者，王一舟教授分享了“如何让我们的工作有意义”的思考。会后，《文汇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区域民族学的目的:你学到了什么？学以致用？

文汇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设立了各类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现在区域性国家研究所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后者的优势是什么？

王一舟:我认为这是一个随着国家的发展而蓬勃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63年，毛主席指示建立我们的国际研究机构。1964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 *在当时的中央政治部（现中联部）和各大学建立了多个研究所和机构。按照当时的分工，北大国家政治系研究亚非拉，复旦研究欧美，人大研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最初的三棵树苗。后来，文化大革命对这些树苗造成了一些损害，但改革开放后，它们又开始发芽并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人大率先从国家政治系转设为国际关系学院。新世纪以来，以北大、复旦、人大为榜样的国际关系学院已有数十所，甚至许多工科院校也在国际问题领域开展了自己的专门研究。自2018年以来，我们有了更大的全球雄心。为了奠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基础，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也开始在学术上跟进并建立了新的学科，如现在的区域民族学。中国需要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区域国别研究是随着综合国力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关于现状和运势的，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同于传统的国际问题研究。比如云南大学的中东与以色列研究所将立足于中国与中东在西南地区的经贸合作，而上海或北京的中东研究所则更多地立足于宏观的国家层面。前者更接地气、更务实，后者更倾向于顶层决策思维。再比如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吉大或延边大学的研究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更具体，如朝鲜语和延边朝鲜语的差异研究，或图们江开发。两者研究基础不同，需求不同，课题和成果也不同。当然，区域国别研究也可以涵盖更广泛的范围，不仅包括内部和外部区域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物理和非物理区域，例如文明圈和全球南方。

文汇报:从过去的跨学科到今天正在推进的跨学科，意味着我们在人才培养中需要如何设计课程？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王一舟:跨学科是指现有的学科，如历史、外交和语言学，使它们相互碰撞。他们虽然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但学科基础仍然是原来的历史学、外交学或语言学。交叉学科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人工智能研究所。它是一个跨学科的平台，不是基于某个基础学科，而是试图创建一个新的平台，孵化新的研究范式和成果。例如，大数据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它不局限于一个或几个传统学科，而是一个帮助各种知识碰撞和整合的工具箱。当然，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现在不是产生孔子、亚里士多德和达芬奇的时代。你不能指望一个人既懂医学，又懂天文学和国际关系。即使他是交叉学科的负责人，对各方面都略知一二也是好的。关键是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多地构建1+1》。2东西，这是跨学科的功能。

在5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在王一舟教授的主持下，与会的专家和学者谈到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

文汇报:区域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有共识的，即构建具有中国话语的域外知识体系。但当谈到为谁而建时，有人认为是为政府而建，因为它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但也有人说为那些走出国门的企业服务更实际，而另一些人则说是为了培养新时代中国公民的知识素养。

王一舟:我认为你说的有它自己的道理，或者说有些道理。我认为你不能简单地否认每一点，但我有另一种说法。我认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或功能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服务型，服务政策，服务国家，无论是* *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或社会，都属于服务对象。区域国别研究的结果有助于国家外交，帮助企业规避风险；第二类是纯粹的学术本身，它滋养了一种科学和知识，只是为了培养人才或精神成就，或者它可以说是学术自我成长的催化剂。例如，创建了许多研究机构和许多新课程，特别是一些新的跨学科课程，学生已经开始具有跨学科能力，了解语言和地理，还将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不一定要立即为谁服务。中国有句老话叫“学以致用”，但我们也应该重视我们所学的知识。马克思有句名言:我们是当代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历史的同时代人。我觉得一个好的创意一定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气息。很难说这口气有什么用，但伟大的事情不在于现在有什么用，尤其是哲学思想，这将使新一代的大脑比老一代的大脑更充实。

文汇报:我们对世界知之甚少。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但我们总是不自觉地给某个地区某个族群的人贴上一个固定的标签，比如把东亚人说成勤劳，把非洲人或拉丁美洲人说成懒惰。为什么会这样？

王一舟:确实有些是偏见，有些是刻板的认知。除了学者自身能力和视野的局限外，很大程度上也与地球上各个区块、民族或族群的差异有关。他们有不同的肤色和语言，所以他们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很多非洲人在我们眼里很穷，但他们并不想每天像我们一样工作，这与他们的气候和传统有关。他们不像东亚那样勤劳和重视教育。非洲土地辽阔，人口比我们少得多。它肥沃的土壤和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实使他们无需太多努力就能谋生。当然，每个地区的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对世界也有自己的看法。美国人有美国人的偏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格式化观点，非洲人也是如此。当他们看着我们时，他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他们像蜜蜂一样忙碌，但他们已经习惯了。即使他们有足够的食物，他们也会继续工作。这是一种内部规范。区域国别研究提醒我们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应该试着从他人的角度看待外部世界存在的合理性。

目前，南大区域国别研究有两种出版物，一种是时事通讯，每两个月出版一次，另一种是季刊，每三个月出版一次。时事通讯更多的是传播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色彩，不仅是在物理层面的地图上的可见区域，还包括非物理层面的区域，包括文化区域或历史区域。比如在伊斯兰地区，你认为伊斯兰教在哪里？在阿拉伯？不一定。印尼语也是伊斯兰教，中国西部有很多穆斯林，也属于广义的伊斯兰教。例如，在东方，西方提到的东方可能从阿拉伯延伸到太平洋的西部。比如全球南部，如果只是地理上的南部，新加坡和以色列算不算全球南部？显然，它是一个非物理概念。再比如东亚。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东亚的概念。一个是地理上的东亚，指的是太平洋以西，靠近中国、日本和韩国。一个是文化东亚，相对于西亚的穆斯林；还有历史上的东亚，是指近代以来被殖民、被西方挤压、进入后殖民时代，相继独立崛起的地区。因此，同一个名字背后有不同的认知水平。

文汇报:在我的印象中，您一直推崇“小而美”人们认为，我们的目光不应该只关注那些大国，还应该看到小国的优点，比如东亚的新加坡、北欧的挪威和丹麦，甚至地中海的马耳他。但我看到南大国家研究所的相关介绍时，说这个研究所的特色是围绕重要国家和地区的研究。

王一舟:“重要”这个说法确实不太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没有把目光局限于大国。新加坡很小，但它可以在外交上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的体量远不及周边20多个阿拉伯国家，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你刚才提到了马耳他，这个地中海小国最早提出了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它说公海的海底不能被一个大国或强国垄断。这些中小国家非常重要，但你是对的。你不研究不重要的东西吗？不是这样的。但相对来说，我们先研究一下对我们来说什么是紧急的和有特点的。例如，作为我们的两个邻国，很难说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谁更重要，但相对而言，巴基斯坦在我们的研究议程中地位更高，孟加拉国的存在感更低。作为中东的同一个国家，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将比约旦或黎巴嫩更先进。南大地区的国家研究不排除你提到的北欧小国新加坡或以色列。虽然它们很小，但它们可以影响整个身体。我们从那些有个性、色彩丰富的地方开始，希望未来能实现全覆盖。目前，我们确实必须有一个优先事项。snapchat怎么做表情包教程

三大尴尬:国门不通，信息不灵，预测不准。

文汇报:我们在解读国际新闻时，往往能找到了解整个地区的专家，但找不到熟悉某个特定国家的专家。然而，新闻热点确实总是发生在大国，比如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危机和阿富汗。天气变化“然而，很少有真正的叙利亚链接，乌克兰链接和阿富汗链接。再比如，最近泰国警察绑架中国游客的事件令人震惊，这反映了泰国社会的现状。对于这样一个来自中国的游客蜂拥而至的国家，我们也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你不认为小国的研究需要加强吗？

王一舟:这是一个自然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我们不常谈论的国家，但在关键时刻却有着令人震惊的效果。例如，在阿富汗9月11日之后，每个人都认为阿富汗的塔利班非常强大。你刚才提到泰国，当然还有中国北部地区近年来一直处于恐惧状态。人们会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在这方面发出预警？为什么没有相关知识普及？但是你必须知道它有一个自然的趋势，所有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人和财产首先会流向更大的国家和更重要的国家。例如，当一名学生选择国际问题专业时，他是选择美国这个未来就业前景良好的国家，还是选择东非的跨境民族斯瓦希里语，还是选择岛国汤加作为自己的终身方向？他会立即认为后者充其量只是有点兴趣。如果他专心于此，他将来就找不到工作。即使他想这样做，国家实际上有多少需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实际上是根据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综合实力、对中国的兴趣、就业潜力、研究经费投入等因素自然递减的效应。因此，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如果这个地方在递减序列的后面，那么研究它的人就会很少。你不能责怪，你为什么不做这项研究？我们大国没有人吗？其实还是有的，但是很少，而且这种研究都是一建一建的。他对汤加项目的申请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回应，因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有限的，再多的钱也总是不够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先把钱分配到那些对我们来说不那么紧急的地方！据说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特别富有，但许多人也说美国在世界许多地方缺乏研究人才。世界上许多“黑天鹅”的许多战略事故，几乎不可能事先充分预警并做好研究。对于未知的世界，我们只能根据概率的大小先进行研究。比如台湾省问题是我们长期的热点和痛点，肯定有很多机构在研究。如果有一天台湾省问题不再是问题，大家还会研究它吗？这也是可以想象的。

文汇报:社会上有一些舆论认为国内专家不够客观地认识世界，甚至有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朋友说，国内专家所做的分析往往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不生活在他的研究对象国家，他对这个地区和那个国家的研究能否跟上实际趋势？

王一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有时候一个大国的优势和劣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大国的优势是什么？似乎人多钱多，视线要覆盖世界各地；然而，越是超级大国，如美国、中国和印度，越有可能出现问题，即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宇宙。因此，美国人一般不学外语，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我们看来几乎是无知的。那些所谓的红脖子或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美国白人对美国以外的世界缺乏知识，这是荒谬的。因为它认为这是一个宇宙，他们用英语生活在美国就足够了，所以他们为什么要了解世界？同理，印度、俄罗斯或中国也会有自言自语的倾向，因为它是自成一体的。例如，印度下层社会的普通人不懂英语。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度以外的世界没有任何感觉，认为中国比印度穷得多。甚至那些知识精英也认为印度和中国相似。另一方面，当中国人看印度时，他们会觉得对方很穷，很穷，很弱。看到它要向火星发射什么东西，他们觉得很好笑，但他们不知道它也有它的长处，这表明我们也缺乏那种了解印度的兴趣。然而，在那些小国家，如果不会说多种语言，通常不可能与人交流。例如，丹麦人不仅会说丹麦语，还会说挪威语。他们也像英语世界一样说英语，因为英语总是需要跨越国界。日常生活中需要这种跨界接触，对外界的变化会更加敏感。

目前，区域国别研究做得好的国家会尽力使研究平台成为共同知识的平台。例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度军控报告是一本厚厚的红皮书，每年发布后都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被世界主要国家再版。它的作者基本上来自世界各地。如果它写非洲，它会找到人来写它。如果它写中国，它会在中国各地找到人来写它。作者可能不是来自中国。美国也有非常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很大概率上，美国的100名中国问题专家比我们的100名美国问题专家更了解中国。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做田野调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长期调查，我们的许多专家没有这种愿望和需求。我们研究库尔德人的学者可能不了解库尔德语，但研究库尔德人的美国学者会了解库尔德语，并将在那里长期生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美国的民间和学术界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反差。与中国的普通民众相比，美国民众对国际问题的兴趣不如我们，但美国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的比较却是相反的。现在我们也在做一些努力。例如，我在北京大学有一个年轻的同事。最近他开始上我的课，我发现他比我有很多优点。他从英国牛津回来后，与英国和南非的朋友建立了网络来教授学生，这是我们过去没有的。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去乌克兰采访，去一个伊拉克难民营采访，他写回来的东西很有意义。

文汇报:恐怕知识界很多人不喜欢预见和预测，认为这不符合严谨治学的精神。然而，也有人提出，如果连区域国别研究都不能或不敢对局势动态做出前瞻性和预测，不能向决策者或企业用户提供明确的对策和建议，那么其存在的必要性就令人怀疑。这也不得不提到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利和俄罗斯在2022年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当时，很少有研究美国问题和俄罗斯问题的学者能够准确预测，但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个别团队准确预测了特朗普的胜利，而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学者没有准确推断俄罗斯的特殊军事行动。你认为其中反映了哪些问题？应如何改进区域国家研究的方法？

王一舟:这也是一个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但没有结论或共识。有一派理论认为世界是可预测的，学者通过寻找历史演绎的逻辑来演绎未来。俗话说，如果你只是坚持在一堆旧文件上重复那个故事，那么从过去学习就可以称为学习！我们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规律或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应该对未来做出一些预测。但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主要是解释现有的现象，而不是像算命先生那样猜测未来。因为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量子世界，人类的认知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之间总是存在差距。我认为你提到的一些准确预测的情况也是相当偶然的，或者他只告诉你计算正确的时间，而不告诉你计算错误的时间。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清华大学的阎薛彤教授。他不仅说他做对了什么，而且坦率地承认他犯了很多错误。准确预测俄乌冲突或台海危机的爆发就像预测某个地方会发生地震一样。事实上，它是一个小概率，但从长远来看，如果我们谈论历史规律，正确的概率将很大，但你目前无法测试它。根据这种观点，在短期内，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学者应该做的是认真地向你解释现有事件的来龙去脉，让你根据现有的分析做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那些国际研究领域之外的团队所采用的方法一定值得我们借鉴，我认为作为跨学科工具的工具箱，我们的区域民族学研究在未来一定要学会使用多种方法。例如，我们必须对人工智能技术有初步的掌握，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在内的大量知识也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尽管预测未来总是会有许多不确定性，但社会科学的进步就像西西弗斯的努力，比那些完全不努力的人更有可能取得进步并实现自己的目标。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新进展

文汇报:通过区域国别研究，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世界，也希望世界对我们的了解与时俱进，减少误解。事实上，许多国家也在研究中国，例如美国汉学、俄罗斯汉学、日本中国研究、法国中国研究和印度中国研究。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好坏是基于其国内汉学研究水平吗？是不是因为法国知识分子善于反思和整合，所以他们对中华民族民族性的认识更客观，中法关系也相对和谐？两者之间有联系吗？

王一舟:我不确定法国和中国的关系现在看起来是否良好，因为法国人对中国进行了如此深入的研究。我认为更多的是源于中法两国各自的利益，双方有一定的战略或关系契合度。法国一直秉持着戴高乐主义，它特别不愿意被任何大国所左右。这种精神上的自主也是我们喜欢看到的。同样，中国与法国的友好政治关系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法国研究远高于中国的美国研究。事实上，我们的法国研究无论从研究人员数量还是研究成果来看都弱于我们。然而，中法关系和中美关系并不是由学术研究的深度决定的，而是更多地与国家利益有关，尤其是当前大国博弈中的复杂对冲。

我早年写过《匈牙利之路》，发现匈牙利人的姓和中国的一样，姓在前，姓在后，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文化精神甚至饮食习惯都与中国非常相似。因此，匈牙利在中东欧国家中非常独特，不愿意与许多邻国捆绑在一起。它总是有一个更务实的态度，不会被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牵着鼻子走，这也让中国人感觉很好。但即便如此，我也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和匈牙利之间的特殊接近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匈牙利的研究有多深，或者仅仅是因为它的文化精神与我一致，而是因为当前国家利益的基本结构，学术界的作用实际上非常有限。

《文汇报》: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有没有可能创作出像《美国的民主》或《菊与刀》这样深入分析一个国家的经典作品？有些专家会说，美国的民主和《菊与刀》是旧时代的产物，其背景与今天的时代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别研究目的也不纯粹，而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创作了许多深刻的作品，但它们默默无闻，并不逊色于人们。你同意这一点吗？

王一舟:没什么可避免的。我国说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对的。在我看来，我们的学术研究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差甚远，软实力对应的是硬实力。一个事实是，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包括以往的专题国别研究，尚未产生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力作。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有孔子的学说，有《孙子兵法》，有《大唐西域记》，但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真的没有比得上托克维尔的《民主》或《菊与刀》的著作，即使有一些我们认为非常好的著作，也仍然是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待的。我认为我们不仅要看到进步，还要承认差距。如果有人说我们有一部比莎士比亚更好的戏剧，一部比贝多芬更伟大的交响乐，但你不知道，你相信吗？难以置信。的确，当代中国有一些好的发明，如刘的《三体》和屠呦呦的青蒿素，但这样的例子很少。认识到差距并在这方面努力，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要强调构建独立的知识体系，而且要不断引进外部先进的知识成果。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相当的重复性，旨在跑马圈地和抢夺资源。至少，南大的区域国别研究要求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才刚刚起步，我们真诚地希望今后能做出一些特色，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做出贡献。精卫填海

王一舟教授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文汇报的采访。

作者:顾文军

文字:本报记者顾文军图片:主办方提供编辑:沈沁涵编审:常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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